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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見證了歐洲大師群星璀璨時代的尾巴

隗延章  2019-11-11 10:45:52

陳傳興趕上的,恰是歐洲學術大師群星璀璨時代的尾巴

 

 

 

  陳傳興拄著拐杖,在書架之間緩慢走動,他今年67歲,身患免疫系統疾病,隨身攜帶藥物。他說話聲音低沉、沙啞,說一會兒話,便忍不住咳嗽幾聲。

 

  很難用一個身份概括陳傳興。他最為大陸觀眾所知的身份,是在系列文學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中擔任監制,并親自執導了其中的《如霧起時——鄭愁予》《化城再來人——周夢蝶》。

 

  而在臺灣,他最早以藝術理論家聞名。臺灣攝影家阮義忠那本啟蒙了幾代攝影師的作品《攝影美學七問》中,前五問都是陳傳興所答。他曾出版著作《憂郁文件》《銀鹽熱》《木與夜孰長》《道德不能罷免》等書籍,主持翻譯《精神分析詞匯》。

 

  紀錄片導演、藝術理論家之外,他退休前的本職工作是臺灣清華大學副教授,教精神分析、電影的相關課程。

 

 

  都柏林公園窗中人影。愛爾蘭夏天陰霾多雨,氣候多變更甚英倫島,都柏林城總被重重陰灰云塊覆蓋。隨著夜幕慢慢降臨,在黑暗中的窗內一雙眼睛透過小窗格望向夜晚,最后轉眼去面對幽暗房間。不具名的陌生人,在夜的城市里閃著微光。

 

  (銀鹽紙基,60.96cm×76.2cm,1976~1980)

 

  年過60歲,陳傳興對老去、死亡開始有很強的焦慮感,他公布了一個龐大的系列攝影展計劃:第一個展覽是留學前,他在大學期間的攝影;第二個展覽是1976年到1982年在國外拍攝的黑白照;第三個展覽是自1970年代開始至今的彩色作品;第四個展覽是寶麗來拍攝的作品;最后的展覽,則是他從1998年結婚生子至今的家庭攝影。

 

  這時外界意識到,陳傳興在教授、理論家、導演的身份之外,還有一個身份是攝影家。四年前,陳傳興完成了計劃中的第一個攝影展。近日,他的第二個攝影展也已開幕,內容是1970年代下半期到80年代初,他在法國求學階段拍攝的照片。“那是我生命力最旺盛的十年,也是從那時,我從自由攝影,變成有意識的拍攝。”陳傳興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攝影理論“盜火者”

 

  1972年,正在讀高三的陳傳興,決心去法國留學。他起初這樣講述原因,“我一直很討厭美國,而且覺得怎么會有這么蠢的事,你要交那么貴的學費,然后你出國人家還考你,考托福、考你語言。后來我聽說法國念書不要錢。”隨后,他又補充,“還有就是,法國有新浪潮導演,有雷乃,有戈達爾。”

 

  四年之后,陳傳興在臺灣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當年9月,他到了巴黎。陳傳興念了一年語言學校,后考取了曾培養過雷諾阿、羅丹等藝術大師的法國國家高等裝飾藝術學院學習攝影。

 

  彼時,裝飾藝術學院是法國國立學校中唯一有攝影系的學校。攝影系的學生,需要經過油畫、素描、版畫、雕塑全方位的訓練。與此同時,攝影系免費提供的24小時開放的暗房,還提供底片、相紙、大畫幅相機、鏡頭等耗材、器材。

 

  雨后車站天臺。鋼構維多利亞車站和周遭建筑街道仍保持舊帝國的傲慢偉岸,行人多急促且面色凝重。

 

  (銀鹽紙基,60.96cm×76.2cm,1976~1980)

 

  對陳傳興來說,更重要的訓練,來自于看攝影大師的原作。那時,他每周兩次去往巴黎的國家圖書館四樓,戴上白手套,將攝影大師的原作放在桌面上,觀看、分析。就在這兩三年時間,他完成了對攝影的技術、視野的精進,以及對攝影史的整體認識。

 

  現在看來,這似乎只是平凡無奇的求學生活。但考慮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便能知道這不簡單。彼時,臺灣攝影理論幾乎一片空白。臺灣的留學生大多選擇去美國,去歐洲的不足十人。正是這段時間的積累,讓陳傳興在日后成為一個向臺灣引進歐洲攝影理論的“盜火者”。

 

  女童軍與氣球。(銀鹽紙基,60.96cm×76.2cm,1976~1980)

 

  與此同時,陳傳興也開始在巴黎拍攝照片。上學路上,他隨身帶著相機,幾乎每天都在拍,拍攝對象是他在巴黎見到的陌生人,有售賣鐘表的商販、在墓園見到的婦人,也有屠夫、牧羊人、卡車司機。這期間,他的作品積累了一萬多張,他為這期間的作品起名為“混血觀看”——拍攝時,他將在臺灣那種野生粗放的拍攝本能與在法國經歷的嚴苛攝影訓練、大師洗禮獲得的技術混雜在了一起。如今,關于這些作品,陳傳興不愿意做太多的解讀。正如他的老朋友、攝影家阮義忠對他的評價那樣,“他的影像跟文字一樣,從來就不是要給讀者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丟給你一則又一則的謎語。”

 

  在諸神的黃昏

 

  在巴黎,對陳傳興更大的影響來自于那個被他稱為“萬神都在”的時代氛圍。“萬神”,即符號學、結構主義、新歷史哲學、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等人文學科的開創者,彼時,他們的論述有著世界范圍的影響力。

 

  陳傳興的記憶中,那時的著名學者,猶如明星。課堂有四五百個座位,提前一兩個小時才能占到座。課堂上,外國觀光客對著學者不斷拍照。下課,警衛要維持秩序,給學者讓出安全通道。這些艱深的學術著作,那時都是暢銷書,拉康一本700多頁的論文集,可以賣到二三十萬冊。

 

  機場候機的阿拉伯人。底片上的霉斑與日光交織出宗教繪畫般的圖景。

 

  (銀鹽紙基,114.3cm×152.4cm,1976~1980)

 

  陳傳興就讀的法國裝飾藝術學院,對面是巴黎高師,旁邊是居里夫人的實驗室。“薩特還知道,其他什么精神分析,后來就問自己,我到底要干什么?如果只搞創作,那人生大概就是停在這一條路上。那是不是要多知道一點?”陳傳興回憶。

 

  于是,他后來去了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讀語言學博士,師承符號學之父麥茲。他讀語言學,也從頭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讀普魯斯特。博士論文則是《電影“場景”考古學》,從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開始,只做“場景”一詞的研究。

 

  佇立凡爾賽池邊眺望遠處的夫婦,仿佛望向逝去的時間。

 

  日后來看,陳傳興趕上的,恰是歐洲學術大師群星璀璨時代的尾巴。1970年代末的法國,被稱為“諸神的黃昏”,這些著名的學者,逐漸患病、死亡、瘋癲。福柯患上了艾滋病;羅蘭·巴特,下課走在路上,被車撞死;新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研究者阿都塞,將自己的太太勒死在宿舍;而陳傳興在巴黎三大一起上課的日本同學佐川一政,將自己的荷蘭女友吃掉,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案,至今仍被人談論。

 

  1986年,陳傳興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畢業,決定回到故鄉臺灣。他回到臺灣的很多年,都只是以理論家的身份示人。阮義忠在辦攝影雜志《攝影籍》《影像》時,幾度想刊發陳傳興的攝影作品,陳傳興都不積極。直到陳傳興人近暮年,才終于決定將自己的攝影作品公之于眾。他這次的展覽在上海龍美術館,展覽被命名為《螢與日》,指的是“黑暗”與“光線”,即影像從無到有的生產過程。

責任編輯:郭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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