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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消失”的28年:導彈代號“羅嗦君”,原子彈被稱“邱小姐”

胥大偉  2019-06-17 11:20:48

“不該說的機密,絕對不說; 不該知道的機密,絕對不問;不該看的機密,絕對不看……”

  劉書鶴在221基地辦公樓前。圖/受訪者提供

  

  核武人劉書鶴的“九院”青春

 

  本刊記者/胥大偉

 

  發于2019.6.17總第903期《中國新聞周刊》

  

  1964年8月,23歲的劉書鶴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收到的“報到證”上,寫著一個神秘的單位名稱——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報到地址是青海西寧。

  

  進入1964年,中國原子彈研制進入決戰階段,各路人馬齊聚青海金銀灘,“草原大會戰”全面鋪開。

  

  “九院”,這年2月剛由二機部核武器局(九局)與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合并組建。當年分配到“九院”的大中專畢業生近1200人。一年給一個單位調配這么多大學生,是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的決策,可見中央的決心。

  

  離校前沒有聚會,簡單的道別之后,劉書鶴登上西去的列車,自此“消失”了28年。

  

  “八不準”

  

  1964年9月13日,劉書鶴和3個同班同學一起,坐了53個小時的火車后,終于到達西寧。

  

  報到后的第一課,是一次全面、系統的保密教育,地點是在交通俱樂部。

  

  主講人詳細分析了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傳達了毛澤東關于保密工作的教導:必須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會議的高潮是保密宣誓。臺上領誓人宣讀了“八不準”的《保密守則》:“不該說的機密,絕對不說;不該知道的機密,絕對不問;不該看的機密,絕對不看;不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機密事項;不在非保密本上記錄機密事項;不在不利于保密的場合談論機密;不帶機密材料游覽公共場合和探親訪友;不用公用電話、明碼電話、普通郵局辦理機密事宜。”

  

  念完,臺下800多人同時舉起右手,一行一行、一個人一個人地高聲報名:宣誓人×××。此情此景,令劉書鶴終身難忘。

  

  “保守國家機密,我們這代人做到了。退休的時候,工作筆記本、實驗記錄本、科研計算稿紙等一本不缺,一頁不少,全部上交。”劉書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學生大隊領導通知,暫時還不能“上去”(到工作單位)。許多年后劉書鶴才知道,這是因為國際形勢緊張,蘇聯已將多枚導彈對準了基地——基地的選址就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完成的。

  

  每個人領到了一頂皮帽子、一雙翻毛皮鞋、一床單人毛氈和一件藍色的棉大衣,俗稱“四大件”。那兩個月,西寧街頭常可見到一群群穿藍色大衣的年輕人。

  

  10月16日晚,劉書鶴從中央廣播電臺中聽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于當天下午3點爆炸成功的消息。舉國歡騰之時,他們不被允許上街和聚會,只在當晚出了一期黑板報。劉書鶴寫了一首《浪淘沙》以表達心情:“短短十五年,獨立自主。打破美蘇核壟斷,偉大貢獻。”

  

  誰也沒說,誰也不問,但大家心里已明白,這就是他們要終身奉獻的事業了。

  

  11月11日,載著幾百名畢業生(另外一部分先去參加為期一年的青海農村“四清”工作)的鐵皮悶罐車緩緩停靠在221基地。車門拉開,迎接他們的是漫天的風沙和刺骨的嚴寒。早聽說“上邊”風大,沒想到大到根本直不起腰,睜不開眼,能見度不到50米。這是什么鬼地方?

  

  劉書鶴后來才知道,1958年中央批準了二機部上報的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試驗、生產基地——221基地(也稱221廠)的選址:青海省海北州海晏縣金銀灘。從此,凌子風1953年拍的片子《金銀灘》被禁映,金銀灘從中國的地圖上消失,成為禁區。

  

  天氣晴朗時,能看清這里是一片不小的盆地,形狀有點像四川省,四周被高山環繞,總面積為1170平方公里(后壓縮為570平方公里)。

  

  這是一個禁入、禁空的地區。山頂上有高炮師,山坳中有騎兵巡邏,南邊的青海湖邊地空導彈起豎待命。

  

  221基地按號編有18個廠區,其中14個是試驗生產區,4個是生活區。廠區平均海拔3200米。由于地處高原,長冬無夏,年平均氣溫只有0.4度。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區的三分之二,水82度就沸騰,蒸出來的饅頭硬如石,可以打羊。火車從內地運來的綠葉菜到這后都變黃了,罐頭是常備食品。

  

  1964年初“草原大會戰”開始時,九院的實驗部、設計部、理論部從北京遷來,住房緊張。九院院長李覺將軍,副院長吳際霖、王志剛等帶頭遷到帳篷中生活、辦公,工人和技校學生住在一排排被稱為“西伯利亞”的干打壘式半地下建筑里。劉書鶴這批剛畢業的大學生則被安排進剛竣工的單身樓里,這已是基地的“最高待遇”了。

  

  “邱小姐”的婚事

  

  1965年9月,結束了一年的見習后,劉書鶴和3位哈工大同學奉命到設計部報到,被分配到設計部16室二組。

  

  轉正后,他的基本工資是75元,加上31%的地區補貼、事業費等,合計126.75元(分配到北京的同學是56元)。

  

  報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領保密包。每個人在保密室都有自己的編號,劉書鶴的編號是“設-349”。每次下班前,都要將保密包的拉鎖拉上,用橡皮泥把拉鎖頭上的密封繩固封,蓋上“設-349”印章,送回保密室。

  

  由于事關絕密,221基地的一切都用代號、暗語或掩護名稱。單位對外名稱是“國營綜合機械廠”。“原子彈”“氫彈”是最忌諱的名詞,統稱“產品”。正式爆炸的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被稱為“老邱”,原子彈裝配叫“穿衣”,原子彈插接雷管為“梳辮子”,氣象叫“血壓”,起爆時間為“零時”。

  

  第一顆原子彈的型號代號為596。它的來歷是:1959年6月20日,由于中蘇交惡,蘇聯拒絕按協議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赫魯曉夫還說,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彈。所以中國人立志要造出“爭氣彈”來。

  

  中國首顆原子彈于1964年10月爆炸成功后,周恩來代表中央提出了中國核武器研制的“三級跳”設想:1965年要試驗核航彈,1966年原子彈和導彈要結合試驗,1967年要搞氫彈試驗。

  

  劉書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塔爆的,還不能稱為“核武器”,真正的核武器必須解決一個投射的問題,即必須要有運載工具。因此當時有外國媒體嘲笑中國的核武器是“有彈無槍”。

  

  運載工具有兩種:一是通過飛機投彈,即航彈;二是通過導彈發射,即兩彈結合。1965年5月14日,空軍飛行員李源一、于福海等駕駛圖-16轟炸機,空投原子彈成功,完成了一級跳。現在正是二級跳的攻堅時期。

  

  16室是環境實驗室,二組負責核武器研制的氣候試驗。劉書鶴到來時,二組全體都在進行“DF-2核導彈頭部整體電加溫和熱傳導實驗”的準備工作。

  

  對劉書鶴等幾個科研新兵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他抄錄的第一份資料就是DF-2頭部示意圖。由于長期的保密訓練,他在筆記本上從來只用自己才明白的特殊字碼記事。

  

  他每天乘班車,到四廠區402實驗室去做三件事。一是熟悉遠測系統和測試儀器;二是進行高低溫實驗室的操作演練,以達到試驗方案中的溫度控制要求;三是自制溫度測量傳感器,就是把一根直徑0.2毫米的油漆包銅絲穿到內徑只有1毫米、長度4米的塑料套管中。中間不能打折,打折就得報廢重來。這個活兒看起來好像容易,但做起來很難,尤其是穿到兩米以后。剛開始的幾天,有時一天就合格一支。

  

  1966年3月,正式試驗的前一天上午,一輛運輸車開到402實驗室的裝配大廳。防爆吊車把一個軍綠色的錐狀物體吊起,水平放置在小平板車的托架上。這就是七機部一院研制的DF-2導彈殼體。第一次見到閃著綠寶石般光芒的核彈頭,劉書鶴被深深震撼到了,“這真的是龐然大物”。

  

  試驗時,全員投入,人海戰術,完成了對彈頭的電加溫系統和低溫系統的地面考核。

  

  二機部與七機部都是保密單位,橫向不聯系,產品各自保密,給兩彈結合增加不少難度。張愛萍出面組織了協調小組,規定凡是參加兩彈結合的科技人員可以無所不談,互通有無。

  

  1966年10月2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兩彈結合”專門會議,要求兩彈結合試驗只許成功,不能失敗,而且只能進行一次。他特別指示,“七機部要保證不掉下來,二機部研究萬一掉下來保證不會爆炸”。因此,九院成功研制了自毀裝置,并進行了相關自毀試驗。

  

  10月27日,東風二號導彈攜帶當量1.2萬噸的原子彈彈頭從酒泉發射,經過9分14秒的飛行,精確命中位于894公里以外的羅布泊目標,實現核爆炸。“羅嗦君”(導彈)與“邱小姐”(原子彈)結合生子。中國的核武器有了彈,又有了槍。

  

  年底,劉書鶴又參加了“DF-2A核導彈”定型項目的測試,真正近距離看到了“邱小姐”——她真的豐滿又漂亮。

  

  “文革”中的氫彈攻堅

  

  1966年3月30日下午,劉書鶴站在歡迎的人群中,迎來了前來視察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

  

  站在金銀灘上,鄧小平望著茫茫大草原和遠處起伏的群山,興奮地說:原以為核基地建在山溝里,沒想到是在這遼闊美麗的草原上。

  

  他對陪同參觀的李覺說:“不管發生什么事情,你們要抓緊生產不放手,這是根本一條。要保證各個環節的正常運轉。”說時,豎起一根食指。作為劉鄧大軍曾經的一名參謀,李覺太熟悉鄧小平強調問題時的這個手勢了。

  

  當時,人們還不能理解鄧小平“不管發生什么事情”這句話的深刻含義,但不久就逐漸明白了。

  

  鄧小平回京后第45天,“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夜之間,221基地貼滿了大字報,有人指著滿墻的大字報說:“看,牛鬼蛇神都在墻上了。”

  

  九院第一副院長吳際霖成了第一個被打倒的人。接著劉書鶴所在的設計部的主任龍文光,副主任俞大光、黃國光等一批頂尖專家相繼被打倒,成了“反動學術權威”。

  

  當時,正是整個九院全力以赴突破氫彈技術的關鍵時期。專家們一邊挨批斗,一邊指導年輕技術人員進行研究工作。往往批斗會上戴高帽的糨糊還沒洗,就去隔壁參加科研生產會議。

  

  為了保證氫彈攻關,1967年5月29日,毛澤東批準221廠暫停“四大”。

  

  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成功,“零時”為8時19分。趕在法國之前,中國成為第4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

  

  當夜,劉書鶴又填了一首“浪淘沙”:“奮戰二三年,群策攻關,草原兒女鑄利劍。保衛和平強國防,再作奉獻。”

  

  至此,“三級跳”的目標完全實現。

  

  但是要把氫彈變成中遠程的導彈核彈頭,由于導彈的飛行環境條件更加苛刻,還需要安排一系列的環境試驗考核。

  

  1968年11月底,16室人員帶著核彈頭去大興安嶺地區進行了低溫試驗。試驗場最低溫度是零下30度到零下45度。試驗人員穿的大衣完全被凍透,凍得哆嗦。1969年5月初,核彈頭又被裝上專列,拉到武漢去追高溫天氣。試驗人員每天一身汗,脫下工作服都能擰出水來。有人調侃,你們16室的人就是出了廣寒宮就追太陽的人。

 

  青海金銀灘草原深處,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初建時的全貌。圖/新華

  

  草原上的“清隊破案”

  

  1969年3月,中蘇兩國爆發珍寶島武裝沖突。10月,“一號戰斗令”下達后,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中央軍委決定將221基地遷往尚在建設中的四川三線基地。

  

  在搬遷的過程中,221廠連續發生了熱電廠1號電纜線短路爆炸、第二生產部229工號炸藥加工爆炸和實驗部七廠區核心資料“丟失”事件。此時軍管組長是趙啟民,副組長是趙登程。“二趙”將事件定為所謂的“三大案件”,認為是“深藏的階級敵人有組織有計劃搞的”,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清隊破案”運動。

  

  草原陷入一片人人自危中。221廠宣布軍事戒嚴,全廠進行了三次“保密大檢查”,每家每戶都被翻了個底朝天,外文書、中國古典名著、連號人民幣甚至煙灰缸等日用品都被收走,成了“罪證”。

  

  進行武器小型化研制爆轟實驗時,曾發生“三炮不出中子”事件。這本是個純技術問題,卻全廠開批斗大會,王淦昌、鄧稼先、陳能寬、于敏、胡思得等人都掛著“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被批斗。

  

  劉書鶴看到,王淦昌蒼老了許多。批斗大會上,實驗部一個小伙子上臺給王淦昌送了一只小凳子,自己也被打成“保皇派”挨批。

  

  王淦昌是中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在世界上首次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1961年,王淦昌化名王京,任九院副院長兼實驗部主任。他平時待人寬仁,群眾關系非常好,大家尊稱他“王老”,有時也叫“王老頭”,在實驗部是開不成他的批斗會的。

  

  為消除群眾組織間的對立情緒,李覺從不表態支持哪一派,被說成是只會和稀泥的“八級泥瓦匠”。他自嘲地說,我是行政干部,沒有職稱,更當不了院士,還是群眾給我評了個“八級瓦工”。將軍以老紅軍的身份,帶領草原人在困難的環境中依然堅持科研。

  

  1975年,中央復查“三大案件”后宣布:電廠電纜爆炸,是年久失修造成的;229工號炸藥爆炸,是一起責任事故;實驗部七廠核心機密文件丟失,查無實據。對受冤者落實政策,平反昭雪,業務骨干全部回到重要崗位。

  

  氫彈三次甩投不下

  

  1971年12月,劉書鶴乘坐空軍運輸機,押運試驗氫彈飛抵馬蘭機場。

  

  這是一次新型氫彈的小型化試驗,也是中國的第13次核試驗。周恩來親自守在中南海辦公室的電話旁坐鎮指揮,現場由原九院副院長、剛剛調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亞組織領導。

  

  12月30日上午10時10分,載著試驗用核航彈的運輸拖車準時從馬蘭機場東南角的總裝廠房內起運。劉書鶴和同事俞雷在橡皮保溫房內與空軍地勤人員進行了交接,并最后一次測試和記錄了彈艙和氫彈的初始溫度數據。

  

  這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由于前幾天一直在下雪,機場外的大漠銀裝素裹。

  

  12時30分,塔臺下達了起飛指令。濟南軍區空五師的楊國祥團長駕駛國產新一代強-5甲強擊機起飛。該機型是首次擔任核試驗任務,也是首次采用甩投方式投彈。

  

  核航彈對飛機彈艙有嚴格的環境溫度要求。在5000至10000米高空飛行時,大氣溫度在零下30度到零下60度,該機型原有的保溫設計和空調系統無法滿足核試驗需要,因此進行了改裝。此前,劉書鶴參與了六個架次的彈艙環境溫度飛行試驗。正式試驗時,確定采用自保溫飛行。

  

  13時30分,在總裝廠房前,劉書鶴等8人坐在蘇制嘎斯吉普車上,等待迎接飛機的歸來。這是九院的慣例,每次執行核試驗后送彈人員都要到停機坪去向空軍人員表示感謝,車上帶著用大紅紙寫好的感謝信。

  

  他們沒有意識到,每次都是60分鐘準時返回的飛機已經遲到,也沒有發現,原來停在廠房北側的幾架殲5戰機已經轉場。

  

  13時45分,楊國祥駕機著陸。劉書鶴等人完全沒有察覺到,飛機著陸時的聲音有些沉重。他們的吉普車開到飛機旁時,楊國祥急忙說:“別靠近!彈還在機上!”

  

  原來,楊國祥在靶區上空投彈時,發生了意外。

  

  投彈推脫裝置沒有反應,第一次甩投失敗。他第二次、第三次進入靶區上空,甩投都沒成功。此時飛機燃油僅夠再飛行30分鐘,如果第四次進入靶區投彈,飛機將無法返回機場。他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棄機跳傘,二是帶彈著陸返場。

  

  周恩來獲知情況緊急,決定直接與機上通話。這是核試驗歷史上的第一次與機上直通,以前都是不許通話的。

  

  楊國祥在電話里表示,自己將千方百計地把核航彈帶回去,如果帶不回去,就會在大漠深處降落,絕不做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周恩來批準了帶彈著陸方案,同時指示地面要相信飛行員的技術和能力。

  

  此時,核試驗基地接到通知,全體人員、汽車、裝備都已有組織地進入防空掩體。朱光亞不肯進入地下指揮所,堅持要親眼見到飛機帶彈安全著陸。

  

  可能由于形勢緊迫,而且總裝廠房里只有一部電話,劉書鶴等沒有接到通知,因此全不知情。

  

  在查找事故原因時,有人懷疑核彈甩投不下與試驗彈和掛彈有關,由于劉書鶴和俞雷是最后交接離機的,兩人都成了被審查對象。

  

  好在最后查明,核航彈無法投擲的原因是機上推脫裝置的薄膜破裂、絕緣破壞,造成電氣短路,爆炸螺栓無法起爆,使得核彈牢牢掛在彈艙內。

  

  此部件是太原某廠生產的,當時沒有說明是用于核試驗的軍用部件,工廠按民品要求加工和檢驗,導致出現嚴重質量問題。

  

  查明原因并改進設計方案后,經周恩來批準,試驗繼續。1972年1月7日,楊國祥再次駕機飛臨羅布泊靶場。下午3時整,氫彈甩投成功,大漠中又一次升起了蘑菇云。

  

  青春無悔

  

  改革開放后,隨著軍品任務的縮減,“軍轉民”成為一大批軍工企業的新課題。1982年,國防科工委在北京召開會議,作了“核武器向常規轉移”的動員。1986年,中國正式宣布今后不再進行大氣層核試驗。

  

  這一切意味著,221廠的歷史使命接近尾聲。

  

  工廠給軍委主席鄧小平寫了一封長信。鄧小平認真看了,深思了一會兒說:“可惜是可惜。15年打不起仗來,就是要壓縮,也只能這樣辦。”

  

  聽到鄧小平也發話了,廠領導們不再抱幻想,開始按照中央部署做撤廠工作。

  

  1987年6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正式下發國辦發(1987)40號文件。自此,221基地“撤點銷號”。

  

  40號文件下達時,221廠在職職工4536人,離退休人員3230人,總安置人員總數在9537人。安置采取“相對集中,合理分散”的方案,集中安置點有河北廊坊、安徽合肥、山東淄博和青海西寧等。

  

  安置方案還對核武器研制生產中作出重大貢獻者即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前入廠的職工,給予適當的生活補貼。劉書鶴和妻子都拿到了2734元的特殊貢獻獎。

  

  劉書鶴選擇到廊坊繼續工作,妻子從221廠退休,即被稱為“一干一退”的下山模式。

  

  核工業部軍工局和二炮裝備部在廊坊共建綜合儀器廠(即6916工廠),安置221廠職工600人。劉書鶴作為籌備小組成員,參加了三年多的建廠工作,后被任命為第一任總工程師。該廠也成為221廠撤點銷號后唯一成建制下山的單位。劉書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籌建綜合儀器廠,就是考慮到要為“二炮”保留一些核武器的維修力量。

  

  1992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劉書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1月,他成為二炮唯一不穿軍裝的導彈技術專家,每月津貼100元。

  

  2002年9月,劉書鶴退休。現在,他每月退休金3694.89元,比他妻子以及許多從221廠退休的同學(按事業單位退休)低很多。

  

  退休后,他開始動筆寫回憶文章。他有個想法,要把他們那一代年輕人的故事,寫給現在的年輕人看。因為他覺得,他們盡心盡力了,對得起“兩彈一星”事業,現在可以說一句“無怨無悔”了。

  

  經過十多年的搜集資料、回憶整理,書稿終于完成。2018年4月,書稿經過審查,由中國原子能出版社正式出版,書名就叫《兩彈中的年輕人》。

責任編輯:郭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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